2019年10月，国务院核定公布“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，台州有八处入选，恩泽医局旧址赫然在列。

车马喧闹的临海广文路，台州医院北门，再稍稍朝西走，沿着蜿蜒小路到北固山腰，便能见到恩泽医局。

这是一处“中西合璧”的建筑群，中式人字形屋顶，西式方形百叶木窗。主楼正门上方内嵌着镌刻“恩泽医局”四字的尖顶石质匾额，进了门，穿过基督教会礼拜堂，有一间诊疗室，桌案摆置如旧。

自被评上“国保”，游人来往终日不绝。恩泽院史馆主任黄米武是这里最专业的导游，他轻叩门窗玻璃，向访客介绍道，建筑内的玻璃都用牡蛎灰浇得严丝合缝，“从医局建成起，就安在上面，118年了，从未坏过”。

118年，往前推算，医局诞生时间是清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，由英国医生白明登创建。换而言之，这是一座清朝年间的西医院。

“想要看清朝医院什么样，就来恩泽医局吧。”国家文物局第八批国保申报复核专家组成员、东南大学副教授蒋楠说。这里完整保存着清朝时期西医院的全部信息，为全国罕见。

是的。除了可触摸的文物古迹，大量老照片和第一手史料，能为来访者复原出百十年前的完整记忆。而透过这些记忆，我们可真切地感知到，与“恩泽”命运共同浮沉的人物群像背后，始终有一种精神维系着。

这种精神，即行医之本质：救死扶伤。

一

公元1898年5月，台州府城炭行街（今临海紫阳街南段）来了一位金发碧眼的年轻人。他身穿黑色西装，头戴礼帽，嘴唇上方留着浓密的胡须。他的汉语并不流利，但与人交流时总是彬彬有礼。

“我叫白明登，从遥远的英国来。”他自我介绍，“我是一名医生。”

白明登在街上一处诊所住下，很快，他就与周遭百姓打成一片。炭行街，以炭行林立得名，卖炭翁多是穷苦人，买炭的大都家境殷实，穷富两种不同阶层的人，每天都在这条街上相遇。

穷人们很喜欢白明登，这位“洋医生”看病从不要钱。在富人眼里，白明登拿听诊器贴人胸脯，多少有辱斯文。好在“西学东渐”使得社会风气逐步开化，加之白医生确实医术高明，他也因此获得了上流人士的认可。

白明登为什么不远千里来到中国，来到台州府城临海？他此行又抱着怎样的目的？其中缘由，要从鸦片战争后，宁波被辟为清廷“五口通商”口岸之一说起。

1842年，《中英南京条约》签订，让外国的商船得以在宁波港靠岸。纷至沓来的人群中，除了商人、游客，还有传教士。

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，主要依靠办医、办学和慈善救济。十九世纪50年代起，英国圣公会医疗传教士入甬，先后在杭州、宁波建立了广济医院（浙医二院前身）和仁泽医院。1880年至1890年间，圣公会医疗传教士们随商旅马队，顺着台甬古道到台州境内，在孔坵（今临海市汇溪镇孔丘村）和大石（今临海市河头镇）设点行医。

希金医生（Herbert Hickin）是来台州较早的圣公会医疗传教士。他在大石待了几年，再进入台州府城，用西医为当地人治疗。受到欢迎后，他在炭行街购置了一诊所，继续勤勉地工作。1894年末，希金感染了恶性疟疾，不得不返回英国治疗，病痊愈后，他又立刻回到台州。彼时府城百姓能普遍接受西医，希金医生功不可没。

和希金一样，白明登也是一名充满理想主义和济世救人情怀的传教士。他出身于英国中产阶级家庭，自小接受基督信仰教育。他从圣托马斯医学院毕业后，成为一位临床医生。

按照寻常人生轨迹，白明登将继承家业，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。然而，在一次例行祷告中，他感觉心中有一股“不可言喻的敬畏和喜乐”，他意识到，自己的人生已不属于自己，而是属于当时从欧洲延伸到中国的宣教运动。

他在日记里写道：“从那时开始，我对于到中国去行医的信念从未动摇过。也是从那时候起，我开始为中国而活。”

于是，白明登向基督教圣公会递交申请书，得蒙批准成为传教士。期间，他遇上了美丽的护士莎拉（Sarah Long）小姐，两人结为夫妻。1896年，这对新婚夫妇坐上了前往中国的轮船。白明登时年24岁。

到中国的第一站是杭州广济医院，白明登夫妇在这里学习汉语和江浙一带民俗文化。两年后，他们举家搬迁到台州，接替希金医生炭行街诊所的工作。莎拉女士在日志里描述了当时的场景：“我们到台州府的第一印象就是古塔，一条美丽的江水围绕着台州府。”

炭行街诊所设备简陋，楼下看病，楼上住院，最多只能容纳12位病人。随着前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，诊所显得很局促，卫生条件亦不容乐观。“这屋子又脏又破，我们竟然在那里进行了手术！”在发给英国母会的述职报告中，白明登这样写道。

一个心愿在白医生心里发了芽。他向清政府官员与圣公会建议，要在台州建一座现代医院。

二

建造医院，先要选址。白明登把目光锁定在北固山望天台，这里有一大片开阔的山坡地，旧时有“小桃源”之称。在这里建医院，环境幽静，交通相对便利。

经过沟通与协商，这块地被原主人以较低廉的价格卖给了白明登。随后，白明登亲手设计了医院的草图。在他的构想中，新医院要有住院部、高档病房，要具备医校和卫校的功能，还要有一座容纳百人的礼拜堂……

建医院更需要一笔高昂的资金。白明登写信给英国的家人与同仁，进行社会募捐。台州府官员们与圣公会华中地区教会也鼎力相助。

就这样，医院开始动工。盖房子最易出现烦心事，古来如此。莎拉女士的日志里就记录着这样一件事：房屋即将封顶，刚好临近春节，雨雪随时会飘入建筑内部。工人们以罢工为要挟，企图漫天要价。白明登与对方谈判不下，断然将他们辞退。幸好，有个包工头曾患严重的肠炎，受到过白医生的医治，他见状立刻带人来帮工，把大楼最终盖成。

1901年春天，医院主楼“养病院”建成了。白明登为新医院取名为“恩泽医局”。开诊当天，台州知府张琳、临海知县毕贻策、圣公会华中教区首任主教慕稼谷（George Evans Moule）等人悉数到场。在医局门口，众人合了影。

医局的整体建筑，直到1905年才全部完工。主楼“养病院”，包括了礼拜堂、门诊室、手术室、住院部等，属于综合性大楼。“学生宿舍”，是供医学生和护理学生们住宿用。“清气院”有两层，楼上是特等病房，楼下是头等病房。院舍共可容纳50张床位。

医局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。每日早晨7点半，医局人员起床进行大扫除，给病人吃早餐，测量体温。9点，医生们进行查房，与患者交流，然后门诊到中午。手术、讲座、培训都放在下午。傍晚5点半，结束一天的工作。住院的所有病人都要支付饭钱，但非常贫困的人可以免单。

白明登的医疗团队中，先后交替加入了布朗尼医生（B·S·Browne）和彼迪医生（J·C·P·Beatty）夫妇，还有中国的莫医生、唐小姐、两个医学生、一名本地传教士和一些勤杂员工。他们共同救治了无数患者。

白明登在台州生活了十余年。早年风度翩翩的小白医生，逐渐变成阅历丰富的老白大夫，他与台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白明登夫妇一共育有五个女孩、两个男孩。不幸的是，其中一个男孩因病夭折，安葬在临海当地。

1914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。白明登被召回英国，在部队担任军医。战后，他因健康缘故不能再胜任跨国医疗工作。但他无时无刻不想念着中国的朋友们，和他倾注多年心血的恩泽医局。1935年，白明登在英格兰莱斯特去世，享年63岁。

三

白明登离开后的几年间，恩泽医局经斐约韩、金丕恭、金养泉等三人主持。只是，因政局动荡等原因，医局入不敷出，患者骤减，开诊也时断时续。1919年，医局彻底停办。

按照当时情况，隶属圣公会的医院一旦经营不善，会面临两条路：或是出售给其他教会的医院；或是关门大吉，卖作他用。

正当恩泽医局处“危急存亡之秋”，一位古道热肠的医生出现了，他就是陈省几。

陈省几，字闪日，号身寄，1885年生，天台人。他少年时，跟一老道士读经，后在私塾教书。20岁那年，他辞教赴杭州，在西湖边以代写书信、画画谋生。第二年，恰逢杭州广济医药专科学校的校董陪客游西湖，见陈省几写得一手好字，且聪颖好学，便邀请他进入广济，以抄写医学讲义为业。过了两年，他以半工半读的方式，就读于广济医专，五年后毕业，留校担任校医，兼任浙江政法学校的国文教师。校友对他的评价是“极慈善耐劳”“热心医道”。

得知恩泽医局停办，或将出售，陈省几很着急。“医院本与我无关，可我不忍心看到这个‘济人仁迹’就此飘摇。”他写信给中华圣公会浙江教区（中华圣公会成立于1912年，为各国圣公会在华联合会），请求续办医局，并毛遂自荐，让他负责医局事务。这个提议，获得教会首肯。

1920年，陈省几到任恩泽。他内外科兼长，开展了一系列外科手术，过去需要转诊到杭州的患者，在恩泽即可得到医治。他亦注重病人“灵魂体”的全方位治疗，恢复了礼拜堂的周日布道和早晚间祈祷。同时，他担负起了诸多社会责任，譬如专设戒烟（鸦片）病房，收容患者，自制戒烟丸，免费为毒瘾患者治疗。流脑、霍乱等瘟疫爆发时，医局为百姓提供义诊。

陈省几等人的数年经营，让医局重新回到良性发展轨道，患者日益增多，以至于常有人手不足的状况。陈省几适时恢复医校，设置医士、助产士、护士等专业，对外招收学员，以扩充团队力量。医科学制为五年，护士学制为两年。

1932年发生了一场风波。教会计划重新出售恩泽医局，卖给富商做别墅。陈省几听到消息，立即找到中华圣公会浙江教区会督高德斯，表示自己愿意购置医局产权。双方协商后，签订合约，确认医局作价计银元两万，先交付一万，余款在翌年7月底付清。

买下恩泽后，陈省几改“医局”为“医院”，因为当时院内已有10个科室、50名工作人员，算得上民国时期规模较大的西医院。

为了那笔一万元的余款，陈省几多方借贷，每到过年被债主追讨，最为难熬。他甚至作诗诉苦：“噫，我不为此医院，何至受如是苦耶？”

从1932年到1940年，陈省几共向圣公会支付15600元大洋。教会念陈省几确实艰难，减免了剩余费用。最后一张收款凭据写道：

收到陈省几医师700元，是恩泽医局的最后一次付款，十分感激。浙江省圣公会代表马利亚，1940年11月7日。

四

如果不是陈省几买下医院之举，恐怕就不会有太平洋战争时期，恩泽医院营救美国飞行员的传奇故事。

1942年4月18日，美军发动“杜立特尔空袭”，16架B-25B米切尔中型轰炸机从航母起飞，于正午抵达东京上空进行轰炸。任务完成后，飞机飞往中国寻求降落。

由于飞抵中国时已是风雨交加的深夜，机舱内又缺乏导航与通讯设备，飞行员们被迫各自降落。其中，7号机组降落在三门湾大沙村（今属宁波市象山县鹤浦镇）附近的海上，五名机组人员中四人受伤。他们被大沙村的村民救起，安置在三门县南田卫生院。

此时，中国已接到美国方面请求救护飞行员的通知。4月20日，陈省几受时任临海县长庄华强之托，派长子陈慎言等三人连夜赶赴三门。

陈慎言见到美军飞行员后，仔细查看他们的伤情，发现主驾驶劳森中尉（Ted Lawson，或译“劳逊”）伤势恐怖：他的门牙受撞击冲入了鼻窦，左小腿撕裂伤，胫骨外露，严重失血，发高烧。

陈慎言对他们的伤口做了简单处理，当即决定：“所有的伤员须送到恩泽医院治疗。”4月21日一早，众人抬着伤员急行60公里，于晚上10点抵达恩泽医院。由于战时药品奇缺，医生们倾全院之力对飞行员进行救治。

陈慎言在回忆手稿《抢救美国飞行员的经过》中写道，经治疗，其他几位伤员情况好转，唯独劳森“腿伤情况不佳，有恶化、危及生命的危险”。他即和参与治疗的美国军医华特（Thomas White）会诊商议，提出进行截肢手术，以保住伤者性命。

手术由华特主刀，陈慎言任助手，过程顺利。术后，劳森失血过多，在一周内先后输血4次，每次300毫升，分别从同血型的其他飞行员身体抽取，直接输入伤员体内。

劳森在恩泽医院住了20多天。康复期间，他穿上了附近百姓送来的布鞋和草帽，疼痛难忍时，趴在窗台边的孩子会转移他的注意力。他说，曾在美国街头和电影院看到有中国救援会为抗战募捐，路过时偶尔捐点钱，自认已非常慷慨，如今在中国受到这样的无私救助，感动得直想哭。

随着浙东战事渐紧，日军逼近临海，伤员们只好在陈慎言的陪同下，踏上转移之路。5月18日，一行人告别恩泽医院，一路南下到桂林。6月13日，伤员们飞往印度疗养，后辗转回到美国。

劳森回国后，把空袭日本和在中国获救的全过程，撰写成回忆录《东京上空三十秒》。这段故事后被拍成电影，于1944年8月上映，隔年获得奥斯卡奖。电影中，陈省几、陈慎言父子均登场，人物还原度很高。

美国人一直感恩陈氏父子与恩泽医院。1992年，陈慎言等四位中国老人受美国政府之邀，参加纪念美国空军首次空袭日本本土50周年活动。他们所到之处，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。1996年，陈慎言病危，劳森的夫人艾伦女士（Ellen Lawson）写信来慰问，她说：“当你救起他们时，你救助了美国的几代人。如果不是因为你在他们最需要帮助时，所给予勇敢、精心的专业救护，今天他们的儿孙也不会存在。”

五

陈省几办医20多年，深知个中不易，晚年的他常写诗文表达对田园生活的向往。

可是，闲情逸致的生活，他一天都没享受过。1948年5月，陈省几罹患中风，奄奄一息。临终前，他立下遗嘱，表示：“此医院系我在台州民众中得来，今后产权应归属台州贫民所有，凡有办院才能者，均可担任院长。”

陈氏家族谨记陈省几的嘱托。1951年，他们将恩泽医院无偿赠予人民政府，与浙江省立台州医院合并。恩泽医院更摇身一变，成了省立台州医院疗养部。

上世纪60年代以后，恩泽医院旧址渐渐失去医疗用房功能，一度被用作文工团宿舍，随时间推移，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。这过程中，台州医院也几经易名。

所幸，“恩泽”并未被历史长河所湮没。2008年8月，“台州恩泽医疗中心（集团）”正式注册成立。经过一百多年的岁月变迁，“恩泽”重新回到台州人民中间。

而恩泽医局旧址，也于2011年起进行修复。2017年1月，它被纳入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，直至今年，成为“国保”。

白明登、陈省几、陈慎言……一张张面孔早已远去。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，却成为了恩泽上空恒久闪耀的群星。今天，恩泽医局的来访者都会用两个字称呼他们——英雄。

本文参考书目：《百年恩泽》《关于晚清新教医学传教的空间透析》《抗战时期三门军民冒死营救美军飞行员》《抢救美国飞行员的经过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