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庆国，1972年9月出生，台州黄岩人，黄岩区富山乡卫生院党支部书记、院长。1991年参加工作至今，三十余载扎根黄岩西部偏远山区，始终坚守“为行动不便的患者免费上门送诊”的承诺，从青春年少到鬓染微霜，行医脚步从未停歇，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“庆国医生”。先后荣获“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”“浙江孝贤”“中国好人”等荣誉称号。

午后1点半，黄岩富山乡日头灼人。郑庆国拎起药箱，准备去出诊。

“庆国啊——”刚走出房间，身后便响起一声苍老的呼喊。

他再次停下脚步，转身折返。

从诊室到卫生院大门，不过百步距离，他走了将近一个小时。

“脚有肿胀吗……那就是糖尿病，血糖高引起的……没事，开点药调理一下，哈哈……”面对老人的絮叨，郑庆国也不催促，尾音带着惯有的笑意。没一会儿工夫，后边又多了几位。

每天上午7点半开始，这间不到25平方米的诊室里总围满了人。没有客套的称谓，老人们张口就喊“庆国”，一声又一声里全是攒了几十年的信任。

诊室墙上挂满锦旗，层层叠叠，有的印着“医者仁心”，有的写着“待病人如亲人”。送来锦旗的不只富山本地村民，还有从温州、宁波慕名而来的外乡患者。眼尖的人会发现，有一面锦旗上绣制的是“赠陈庆国”——没人会觉得这是送错了，本地方言里“郑”与“陈”发音相近，乡里老人大多不识字。

提起富山乡，黄岩人多半会接一句，“那地方偏得很”。它坐落在黄岩最西头，平均海拔600多米，距离城区足足一个半小时车程。

35年，时代向前，年轻人纷纷走出大山，郑庆国却选择留在这里，将半生光阴献给了这片大山。曾经有许多机会摆在他面前，但他不想、也不能离开这里。

他干脆起了个微信名，没有花里胡哨的符号，简简单单两个字——“大山”。

01大山的儿子

清晨的富山，总带着雾气。

天刚蒙蒙亮，郑小荣已经背好药箱，沿着通往卫生院的山路出发。

黄泥路蜿蜒在山间，从家到卫生院不过五六公里，却要翻过一道道山坳，走过好几个村庄。

这条路，郑小荣一走就是几十年。

小时候的郑庆国，为了方便上学，平时就住在富山乡卫生院的职工宿舍里。

早晨，他站在卫生院门口，看父亲背着药箱从山路那头走来；傍晚，又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暮色里。

富山乡卫生院旧址，现为职工宿舍

那个时候，他还不知道，父亲背上的药箱意味着什么。他只知道，父亲每天都很忙。

到了周末，父亲会带着他一起回家。那会儿村与村之间还没有公路，只是崎岖不平的山路，偶尔有拖拉机卷着尘土驶过，人们只能靠双脚走。

五六公里的路，正常要走一个多小时。可这条路，从来不只是回家的路。

“以前村民看病不方便，大家知道我父亲每天的路线，就都坐在路边等他。”郑庆国笑道，“他每天早上从家里一路看病到卫生院，下午再一路看病回家。有时候病人多，两个小时都走不到家，天黑了才到。”

小庆国就像个小尾巴，跟在父亲身后。山路很长，走走停停，迎面而来的，是乡民们一声又一声“郑医师”，以及眼神里藏不住的期盼。郑小荣常说，“对病人态度一定要好。”

那时的郑庆国还不懂什么叫医者仁心。但他记住了那些原本愁眉苦脸的人，见到父亲后会安心下来。“当时看到病人痛苦地来，后来带着笑容离开，我觉得医生这个职业很‘高大上’。”

20世纪80年代后，改革开放的浪潮吹进山村。越来越多年轻人走出大山，去城市寻找机会。等到1991年，郑庆国从黄岩卫校毕业时，曾经热闹的富山已经安静了不少。

富山乡卫生院旧址，现为职工宿舍

面对就业选择时，他没有留在城里，而是毫不犹豫地回到富山。

“我是富山人，我就要回富山。”

有人劝他，年轻人应该去条件更好的地方发展。

郑小荣说：“不用去。”

他也摇摇头：“假如富山人都不在富山，那城里来的又怎么能留得住？山里的老人又该找谁看病？”

那一年，他从父亲手里接过药箱，走回了那条熟悉的山路。

从此，大山里多了一个“庆国医生”。

02山里人的“庆国医生”

凌晨3点，郑庆国的手机响了。

电话那头，是双西村的老梁。

“庆国啊，我这两天胃不舒服。我家里有药，你帮我看看应该怎么吃……”

这样的电话，他每个月都会接到三四回。他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，无论白天还是深夜，只要手机响起，总是第一时间接听。有时候是老人忘记服药剂量，有时候只是老人感到心里不安。

老梁常说：“亲儿子帮不上的，郑医生帮得上。”

郑庆国在回复患者信息

前几天，他接到一通电话。老人做检查发现大便指标异常，需要进一步做肠镜，可无论儿子、女儿还是女婿怎么劝，都不愿意去。最后，家人想到了郑庆国。经他一劝说，老人就答应了。

在富山乡，老人们都说，自己的存折可以丢，但是庆国的名字和电话必须要贴在床头。

“他们身体有什么不舒服，第一个就会想到我。他们对我信任，我感觉幸福满满，哈哈。”郑庆国觉得，人的病，三分治七分养，很多时候他开的不是药，只是一颗“定心丸”。

然而35年前，刚回到富山的郑庆国，并没有这样的“待遇”。

第一次坐进诊室时，他19岁，父亲郑小荣就坐在他的对面。父亲看诊，郑庆国就在旁边学习——看病人的症状，听父亲如何询问，记下父亲怎样与村民交流。

在山区，老百姓看病，向来认人更认资历，年轻医生刚坐诊，根本没几个人愿意上前。偶尔郑小荣也会把话头递过去，让坐在对面的儿子试着上手给病人问诊。

大家嘴上不说，但眼神里的迟疑，郑庆国能感觉出来。“不踏实，经验不足，就怕自己看不好。”

毕业半年后，郑庆国前往富山南部比较偏僻的蓝田村桥头垟门诊点，开始独立坐诊行医。一张桌子、一只药箱，是他的全部装备。他在那里待了3年。后来几年，他又轮转到其他村。

山区医生没有明确的科室划分，门诊点里只有他一个人。发烧、肚子疼、骨折、慢性病，甚至一些说不出名堂的不舒服，村民都会找他。

一个医生，面对的是周边几个村老百姓的健康问题。有时不只富山乡，还包括温州永嘉县的几个村庄。

郑庆国知道，信任不是靠一句话建立起来的。老人坐下来，他先不急着开药。“跟他们聊聊天，问问最近吃饭怎么样，睡得好不好，孩子有没有回来。”他说，拉拉家常，距离就近了。

久而久之，哪些老人独居，谁家的孩子常年在外，谁身体有什么老毛病，他都记得。

“庆国医生”来了

“看病有时候最难的就是交流。”郑庆国说，比如开药就是个大问题。山区老人多，不少老人文化程度不高，看不懂药盒上的说明。

为了避免老人吃错药，他很快摸索出一套办法：在药盒上画符号、做标记，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老人什么时候吃、吃多少。“前面的几横代表一天几次，后面的几横代表一次吃几片。如果是饭后吃，我就画个圈，如果饭前吃就不用画。”老人没听明白，他就多说几遍，不急不躁。

“对病人态度一定要和蔼，就像对家人一样好。”

有老人一时拿不出医药费，他会先帮忙垫上；有人需要转院，他会提前联系医院，帮忙安排妥当，让患者只跑一趟。

在乡民眼里，他早已不只是一个看病的医生。更多时候，他像一个家里人。

有一年，有人让他去山下工作。他拒绝了。

“后来有老人听说，来问我是不是要走了，说‘庆国啊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我们怎么办’。我说我不会走，你们放心，会一直陪伴你们。”

03走向大山深处

李家山村东坑黄米福家的门，郑庆国已经不知道推开过多少次。

29年前，他第一次推开这扇门时，看到一个被纱布包裹的人。

“从脚一直到背，全部都是纱布。”郑庆国回忆，第一次给黄米福换药，整整用了4个多小时。

拆开纱布，伤口溃烂，空气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。那一年，黄米福因一次意外摔倒，高位截瘫，长期卧床引发大面积褥疮。

黄米福家住得偏，在距离村子很远的山脚下，子女常年在外务工，去医院换药对于他们一家来说，是一件几乎无法完成的事情。

于是，郑庆国一次次背起药箱，走进这扇门。这一走就是29年。

郑庆国的药箱

“郑医生老好，天天来，免费帮我弄，没有他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”79岁的黄米福躺在床上，中气十足。

对郑庆国而言，黄米福不是病历本上的一个名字。“帮助老百姓本来就是我的责任，他们开心了，我也开心。”

富山乡村庄散落、交通闭塞，村民们看病往往要走上几十里山路。山路没有刻度，每家每户都是一个坐标。35年来，郑庆国靠一双脚丈量大山。哪条路通向哪个村，哪户老人独居，哪家有人患病，他都记在心里。

1991年参加工作后，父亲郑小荣走过的路，郑庆国接着走——崎岖不平的黄泥路，遇上下雨，鞋底沾满泥巴。

郑庆国给老人送药

“有时候出诊回来晚了，十里山路都没人，一片漆黑。突然窜出来个蛇鼠，真的会很害怕。”

有一年冬天，他去南征顶村坑头片出诊。山里下了大雪，厚厚的积雪盖住了山路。郑庆国走到半路，再也迈不开脚。村民在他背后推，硬是把他送到了山上的患者家中。

那时候的富山，医疗条件远没有今天完善。他靠着常年跑山攒下的行医经验，摸索出不少便宜管用的“土办法”。

“过去输液用的是玻璃葡萄糖瓶，不像现在塑料瓶上自带挂钩。”郑庆国就地取材，找来绳子、鞋带，把瓶口固定，再打结挂起，一个简易吊瓶网就做好了。“家里有什么就用什么，能解决问题就行。”

遇到村民摔伤、行动不便，需要送到城里就医的，他就用几根毛竹、绳子做成简易担架。“绳子是软的，中间用竹板固定位置，既方便抬，也不会让病人躺着难受。”

1996年，富山通往外界的主干道变成了柏油路。2000年以后，乡村道路陆续贯通。郑庆国的交通工具，也升级成自行车、摩托车，再到如今的小汽车。

南征顶村英盟片一位食道癌晚期患者，在生命最后阶段需要持续治疗。56天里，郑庆国每天开车往返1小时，为她打针、输液。

同村还有位88岁的空巢老人徐阿婆，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慢性病，每天要服用多种药物，却因不识字，总记不清药该怎么吃。

郑庆国经常到徐阿婆家中，把药一盒盒整理好，写上简单标记，告诉老人什么时候吃、吃多少。“庆国比亲儿子还亲，我这辈子忘不了他。”徐阿婆说。

“他们信任我，我心里对他们都有感情。”郑庆国说，有时候找他看病多年的老人离开了，“一想到以后这个人不会再来找我看病了，心里就有些失落感。”

04大山自有答案

一开始，罗海波也没有想到，自己会在富山待上10年。

2016年，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富山乡卫生院。他家在北洋镇，离黄岩城区不算远，但到富山乡却有30多公里路，每天开车往返需要40分钟。

地方太偏，卫生院的人手一直捉襟见肘。全院21名职工里，医生仅8人，罗海波是这支队伍里能独立坐诊的最年轻的后生。“之前有个小伙子就辞职了，说在这山里头媳妇都找不着。”

真正待下来留久了才发现，这里的山路看着长，老百姓与医生的距离却很近。

他发现，村民看病认人。有时候院长不在诊室，老人来了问一句“庆国今天在不在”，如果不在，有些人宁愿改天再来。谁家半夜有个头疼脑热，第一反应就是“我打给庆国问问”，不管凌晨几点打过去，院长永远会接。

“很多人可能不理解，认为我凭什么下班休息了还要接病患电话？但郑院长不会这样觉得，他对病人真是应帮尽帮。”

山区许多患者依从性不高，总觉得自己是小毛病，想少花点钱，能忍则忍。“有时候碰到真正严重的大问题，你得跟他说半天。如果老人听不进去，就再和子女说。”罗海波顿了顿，“郑院长总是全程很耐心。他一直和我们强调，山区老百姓看病不方便，问诊一定要仔细，不能错过任何细节。”

午后，罗海波拎起药箱，向外面走去。“平时都是郑院长去出诊，有时他开会忙不过来，就会交给我。”如今交通条件好了，医生可以开车进村。

“难以想象老一辈医生是怎么出诊的。那会儿没有路、没有车，他们真的是翻山越岭去看病。不求什么回报的，单纯就是医生救死扶伤的纯粹初心。”

一次次出诊，让他理解了郑庆国这些年的坚守。“很多山区老人出不了门，看到他们痛苦，作为医生，总不能不管。”

从基层医生到卫生院院长，再到黄岩区人大代表、杭州亚运会火炬手，以及前不久刚刚获评的“中国好人”，一个个新身份，让郑庆国有了更多为山区群众发声的机会。

他发现逢年过节返乡的年轻人开着新能源车回来，却找不到一处能充电的地方，便将建设充电设施的建议带到了黄岩区人大会议上，让藏在山里的富山乡也有了新能源车的补给点。

富山乡的新能源车补给点

他看到越来越多空巢老人面临吃饭问题，便推动全乡10个村建成了7个照料中心和1个养老服务中心，让山区老人生活得更安心。

花里胡哨的话，郑庆国讲不来，翻来覆去总是：“用心服务百姓，把病人当亲人。”

如今，54岁的郑庆国依然每天早早来到卫生院。81岁的郑小荣退而不休，就在隔壁诊室里坐着，静静等待着患者。

春去秋来，一代代富山医生到底留下了什么？

大山自有答案。